【陳冲】
倡議自由貿易的先驅亞當斯密（Adam Smith）出生於1723年6月5日，下周即為其290歲的冥誕，氏為倡議自由貿易的先驅。在渠屆滿290歲的前夕，經濟部宣布，我國與新加坡的自由貿易協定ASTEP，經過二年的磋商過程，已完成實質談判，年內可望簽訂，預計明年開始實施，實有不尋常的意義。
然相對於5月15日Arctic Council（北極理事會）宣布，同意接納大陸等為永久觀察員的報導，不啻我方尚在學步，同學已經開始登山。由於國際情勢的影響，能踏出此一小步（ASTEP亦可解讀為一步），誠屬不易，跨部會的努力應予肯定。
至於大陸，誠如本人月前專欄中所述，是有策略性的拉攏冰島簽訂FTA，取得在歐洲的foothold，始能在三次被拒的劣勢下，終獲進場門票，為未來國際貿易的北極新航線奠定重要基礎。
台灣現階段也許還無法為如此戰略性的布局，但對剛起步的FTA，以及未來多邊TPP或RCEP，仍應積極進行，並須有「豫則立，不豫則廢」的認識。
亞當斯密對現代經濟學貢獻極鉅，基於比較利益理論，倡議自由市場與自由貿易，為國際社會的共榮勾繪美景。
長期以來，自由貿易的擁護者，始終主張自由貿易將帶來世界各國的繁榮與利益：開發中國家（或低度開發國家）可將商品銷往已開發國家，已開發國家則可適度轉型，以高生產力、高所得的工作取代原低生產力、低薪資的工作，各國可以互蒙其利。
但反對者認為，理論上許多假設在現實中並不存在，尤其是早期一些實例，例如1994年NAFTA（北美自由貿易協定）、2001年歐盟片面對低度開發國家開放部分市場等，其結果反而造成工資降低、失業率提高、非關稅障礙增加、貿易糾紛頻傳的不愉快經驗，好像不是自由貿易擁護者所說的那一套。
學者Joseph Stiglitz曾表示，自由貿易不成功，是因為沒有真正想做到自由貿易。這段話倒也凸顯某些現實；更精確地說，應該是各國在策略上未有充分的因應配合措施。
例如，參與自由貿易的國家在教育、科技方面的投資就很重要，但卻常因較低度開發國家在關稅降低或取消後（尤其是關稅占GDP比例較大者），被迫削減在教育、研發乃至公共建設方面的投資，更糟的是無力進行對特定受影響產業的輔導與升級，完全不能享受自由貿易的優勢。
至於在已開發國家，也有不少低生產力的邊際勞工，反而淪於失業，甚至造成特定產業因失去比較利益而遭淘汰。固然有人辯解此為短期現象，長期而言，仍會享受自由貿易的好處，此時，很自然凱因斯的名言就會出現：In the long run, we are all dead.
上述對話的持續，必然陷入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的論爭，無法休止，但台灣的問題又較獨特，我國所處的環境實已不是自由貿易或FTA對台灣有何好處？而是FTA遲無進度，甚至是孤立於全球FTA網絡外有何壞處？其後果能否承受的問題。
今年2月間日本安倍首相在美國CSIS演講Japan is back的時候，曾表示日本要擔任國際經貿上的leading promoter of rules，可以看出日本推動與主要貿易對手的FTA，或是與美國共識參加TPP談判，目的在於主導國際經貿規則的制訂。在各國競相採取主動性戰略時，台灣至少要對防衛性的FTA積極進行。
5月23日經濟日報社論已指出區域經濟整合的步驟，具體務實，但更重要的是一旦洽簽成功，國內各項配套的因應措施，必須同時到位，否則到時又難免責怪亞當斯密，恐怕不是恰當的生日禮物。（作者是前行政院長、總統府資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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